不久前，我获得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柳传志先生聊天。既然这样的机会难得，我们就谈论了一些无关“联想”、“经营”和“经济”宏旨的话题，譬如《英雄》和“天下”，譬如儒教与基督教，譬如“三个代表”与“十六大”。但最为深入的讨论，却是企业家与赌徒的问题。

　　柳传志的一个论断是：“企业家不是赌徒。”他的大意是，赌徒不计后果，企业家则需量力而为。站在他的角度，以他的地位，当然渴望联想有一种稳定、稳健的持续发展。我的看法则是，企业家身上有赌徒的特质，我举他1984年创办联想的例子，以证明他“赌一把”、“证明自己”的心理，他到底是同意的。

　　事实上，柳传志真正想说的“企业家”，是一个企业进入成熟期后的领袖，他们虽则诸事要冒一定的风险，却断不能有赌徒不计后果的孤注一掷，讲究的是谋定而后动。我则将所有的冒险，归于赌徒心理，以为这是人所共有，大小而已。说穿了，是两个概念，各执一端罢了，并无冲突。

　　“企业家”要具备的素质，约瑟夫·熊彼特1942年便已提出：一是有眼光，能看到市场潜在的商业利润；二是有能力，有胆略，敢冒经营风险，从而取得可能的市场利润；三是有经营能力，善于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进行并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最终获得利润。熊彼特赋予企业家以“创新精神”，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亦有论述“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专著。

　　既然创新，便须冒险；既然冒险，则谓赌博。熊彼特和杜拉克笔下人物，所冒之风险，所付之代价，不惟来自经营，亦有个人生活的牺牲，“爱发脾气，以自我为中心，难以同别人相处，自我陶醉，不耐烦同组织机构打交道，对自己的行动给别人带来的影响茫然无知，等等”。任贤齐歌中的“赢得了天下输了她”，便是这个意思。

　　在这个世界上，最敢于冒风险的，是赌徒，拉斯维加斯、澳门赌博业的发达，欧洲和美洲博彩业的兴旺，乃至我们刚兴办了不足两个赛季的足球彩票，无一不抓住了赌徒们“赌一把”、“以小博大”的心理。人生即为赌博，常有孤注一掷的选择，又怎么能指望比普通人更敢于冒大风险的“企业家”，选择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所谓“所有政策中最危险的政策”，亦即“过于小心谨慎的政策”？

　　我相信企业家都是赌徒，至少身上具有赌徒的特质。这是我当日与柳传志先生聊天时的“立意”。我的心中有无数个例证，最鲜明的一个，却是弗雷德·史密斯。他经常被人们渲染为美国上个世纪成就最大的企业家。这位联邦快递公司的创始人的确当之无愧，索贝尔·西西利亚的《企业家》说：“他被描写为一面在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一面又几乎甘冒令人惊讶的风险的人物。史密斯挺身而出，与坚如磐石的美国邮政总局较量；他有一次去夜总会赌博，利用赢来的钱发放一次迫在眉睫的工资……”弗雷德·史密斯身上的赌徒特质在1971年6月1日展露出来，那一日他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赌博，投入了他全部的800多万美元组建了联邦快递公司。他的赌博心理也给予一些私人投资家和银行以深刻的印象，他们相继投入了8000万与史密斯合作，在当日这是“美国商业史上单项投入资本最多的一次”。

　　1974年的时候，史密斯的公司亏损、陷入债务危机，他所面临的选择是放手认赔或者孤注一掷。他最终选择了后者。他卖掉自己的私人飞机以助还债。最富赌徒色彩的一次，是不久之后，他在拉斯维加斯赌桌上玩二十一点纸牌，赢得了27000美元，用这笔钱来支付员工工资。

　　企业家的赌徒特质，往往毕露于企业的初创时期和危机到来的时刻。彼时，他们的选择，要么认输出局，降低风险，要么孤注一掷，甘冒更大风险。失败者的故事比比皆是，幸存下来的人则变成了偶像。

　　要分析为什么大部分赌徒选择“孤注一掷”，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相信生物学家会有基因上的解释，医学家则有内分泌的解释，心理学家亦会从精神分析的层面，给予合乎情理的答案。从我们自身的角度，自然的判断是：横竖都是输个精光，何不再冒最后一险？正是这最后一险，造就了个别的英雄，亦造成了无数的悲剧。彼得·杜拉克曾将“孤注一掷”归纳为特别的四种企业家战略的第一位，说“在所有的企业家战略中，这个战略的赌博性最强。而且它不容许有失误，也不会给第二次机会。但是，一旦成功，孤注一掷的回报率却是惊人的”。

　　大企业大都有过“孤注一掷”的时刻，但绝非常态战略。所以，将企业家等同于赌徒显然不合时宜，亦不符合事实。企业家身上的赌徒特质，来源于他们的冒险精神，他们与赌徒的本质区别，亦在于他们的孤注一掷，往往背负着理性判断。楚汉争霸的历史上，有“破釜沉舟”和“背水一战”的典故，均为构造于理性判断之上的孤注一掷。所以，从结果上来看，大部分赌徒最终是输家，企业家却是成功者；即使以赌徒来比喻企业家，那么，企业家亦是赌徒中赢钱的那小部分。巴顿将军是一位成功的军人，他有名的一句话是：“可以冒精心计划的风险。这与莽撞大不相同。”赌徒的孤注一掷可谓莽撞，企业家的孤注一掷则可谓“冒精心计划的风险”，尽管他们获胜的概率，从统计学上来看，都是50%。

　　当日与柳传志先生的聊天，还谈到了杰克·韦尔奇。柳传志多次生出拜会韦尔奇的念头，均是抱着朝圣的心理。以韦尔奇的身份、地位，视之为圣贤，心向往之，欲朝之而欣慰的企业家，不在少数。如今杰克·韦尔奇一面闹了婚变，一面又传出了退休后的“财务丑闻”，教人感慨——老婆真是得罪不起。对于这伟大的企业家，柳传志说：“我虽然不会像杰克·韦尔奇那样（退休之后享受公司给予的优厚待遇），却很同情、理解他。”对于GE的股东，他颇有些看法，认为他们既然当初冒险选择了杰克·韦尔奇，就应当依照合同，为他们的冒险付出成本。如今杰克退了休，就要卸磨杀驴，既不近人情，又违背了最基本的契约精神。

　　如果将杰克·韦尔奇与GE的股东们同视为赌徒，他们自然都是赢钱的一方，数额上的差异才是根本。杰克·韦尔奇赢了钱，也赢得了尊重，倒是GE的股东们，手气背的时候尚有孤注一掷的气度，到了坐地数钱的时候，却没有了赢钱的气量了。

　　中国的企业家中，柳传志当为翘楚，在一切利润不归企业家的年代，胸怀“天下”，迫于“干出一番事业的需要”，最终造出偌大奇迹，自身的牺牲，不计其数。将之比作赌徒，颇不近情理，仔细分析，却丝丝入扣——若非当日所冒二十年之大险恶，哪里又有今日之成就？昔年甘冒一赌之险，终于有了今日的联想；今日所赌，与昔年不同，赌的是联想长久未来，怡情的小赌，不博也罢。然而，正是这不博，才是一场豪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