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与陈海燕悲剧与闹剧

褚时健与陈海燕都曾作为我国企业界风云人物，头顶上闪烁着优秀企业家等耀眼的光环，但是，他们都已如同天上的流星，在中国改革的洪流中未能真正成为中流砥柱而最终沦为阶下囚。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企业家为何如此“短命”？褚时健作为云南玉溪卷烟厂的“老总”，可谓是“富庙里的方丈”；而陈海燕作为湘潭电缆厂的“老总”，把一个国有企业彻底地搞垮了却拥有自己的“小太阳”公司，可谓是“穷庙里的富方丈”。他们都由于贪污违法等经济犯罪原因而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种状况在当代中国国企改革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分析和反思两位颇有影响的国有企业“老板”的悲剧，对于探索我国国企的公司制改革过程中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问题或许会有更深的认识。

褚时健：激励机制欠缺下的悲剧

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现代企业的经营者(掌握实权的董事长， 经理及高层管理者)，在使用自身人力资本时如何既自利又达到利他，即如何变成为社会为企业创福利的“社会人”，是企业管理关注的核心问题。勿庸讳言，“偷懒”是人天生的权利，别人监督的效果却又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要给予人力资本达到相对满意的程度，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实行激励机制的基本动因。但是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扼杀了企业管理者人力资本的应有价值，这在经济转轨时期国企改革过程中已暴露出诸多的问题，褚时健现象可谓具有典型的悲剧色彩。

褚时健的律师在1万多字的辩护词中算了一笔账：褚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7 年，“玉烟”17年利税总额800亿元，褚17年的全部收入约80万元， 其比例为十万分之一，即“玉烟”每创造1个亿，褚的收入仅1000元左右， 如果再加上“红塔山”品牌352亿元的价值，褚的该项收入比例更降至649元。一个为国家创造800亿元利税，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一年的收入不如一个歌星搞一次专场演唱会，这如何体现国企经营者的价值呢?

多年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甚至包括法律如《公司法》，对经营者激励问题都小心翼翼地绕过去了，《公司法》第6条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对“公司实行权责分明，管理科学、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内部管理体制”，除此，似乎难以找到对经营者实行激励机制的法律依据。事实证明，当人力资本所有者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和有效的激励，采取“偷懒”或“机会主义”的行动便不可避免，正如褚时健自己也承认，心理上产生了不平衡，最终掉进了最俗套的人生陷阱-- 钱与权。 1998年9月25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褚时健一案， 认定褚与他人合伙贪污355万美元，决定对褚执行无期徒刑等一系列刑事处罚。 激励机制的欠缺应当说是褚这类有作为的中国企业家短命的重要原因。其悲剧性召示我们在现行改革中特别是从制度上，法制上如何量化企业家的价值已是迫在眉睫之事。但是，有的经济学者认为，人力资本的绝对私有性意味着它在被使用过程中，外界约束无法对它在量上和质上进行有效或准确的测量与控制，最有效的激励手段是让经营者与相关者的利益结成长期稳定的共同体。这对指导我国当前对经营者推行的激励方式不无启发意义。最明显的是近几年来推行的“年薪制”受阻的现象，对经营者一次性的定价，其激励的社会效应不令人乐观。究其原因：年薪制仍未解决长远的激励，经营者与职工的收入差距陡然拉大，职工的心理难以承受，而且年薪制容易诱发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在实施过程中与以往的承包制类似，包盈不包亏，极易引起职工的不满情绪。因此，对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一次性直接定价是较困难的。而采用间接定价的合伙契约式的方式如奖励股票期权，既可避免直接定价的市场效果，又能实现经营者相对性的利益回报，促进经营者注重企业经营的长远盈利，这种期权式的激励措施其实是对经营者过程的激励，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正态效应的发挥。

陈海燕：约束机制疲软下的闹剧从很大程度上而言，激励机制也是对经营者行为的一种监督，但是仅有激励，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与之相容，激励的正态效应难以发挥出来。国企改革过程中，由于约束机制的疲软，抑或是不完善致使一些经营者以权谋私、胡作非为，从而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已屡见不鲜，甚至令人触目惊心。陈海燕事件可谓其典型代表。

原湖南电线电缆集团(简称湘缆集团)系国家重点国有企业，作为党委书记兼总经理的陈海燕主管“湘缆”1000天，企业每天亏损36万元，这条钻进国企的大蛀虫，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披着国企老总的外衣，做着为自己的私营公司日进斗金的勾当，这种吃里扒外的闹剧被朱总理批示为“一查到底，公开曝光”。最终陈海燕于1999

年10月27日因贪污，挪用公款一案在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陈的闹剧在当前国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本身的发生又决非偶然，陈海燕自1995年接任湘缆总经理至今已有4年，他的所作所为一些职工也有所不满与反映，而陈却依然荣获“湖南省十大杰出青年”等殊荣，碌碌无为却依然稳坐企业经理的宝座，这其中深层次的原因表明对国企经营者行为的约束监督乏力。像陈海燕这样的经营者各种化公为私的腐败行为甚至还得以在地方有权势的腐败官员的干预和庇护下继续蔓延，直到最后，国资大量流失才被推上被告席，这种事后的刑事处罚机制从监督约束的角度而言，未免有点过晚。